2016年6月5日 星期日

小野洋子的歲月窗景

於時代的激浪中閱盡波瀾

撰文.攝影 | 邱馨慧 圖版提供 | 東京都現代美術館(本文原載於2015年12月《藝術收藏+設計雜誌》)

先是60年代觀念藝術的先驅者,才成為藍儂妻子,但人們對小野洋子的認識大多侷限於後者。現年82歲的小野洋子,9月甫結束在紐約現代藝術美術館(MoMA)的展覽,11月9日回到久違的家鄉東京,出席東京都現代美術館個展的記者會,一週後北京林冠藝術基金會的首次個展,緊接著登場。小野洋子在60年的藝術生涯裡,發表了許多美術、表演、音樂作品,創作的腳步未曾停歇,然而直到近年,特別是2009年獲威尼斯雙年展頒發終身成就金獅獎後,人們才重新認識她的前衛藝術家本色。


小野洋子1933年出生於東京的富豪名門,1952年舉家移居紐約,主要在美國藝術界發展,一般對她的藝術也定位於戰後美國美術史的範疇。這次東京都現代美術館的展覽,著眼於故鄉東京對她的影響,重新檢視小野洋子創作根源的脈絡。例如集其觀念作品大成的詩集〈葡萄柚〉,就是居住東京兩年後於1964年發行的。代表作〈剪之作〉 和販賣未來早晨的〈早晨作品〉都是先在日本發表,再於紐約重現。此外,小野洋子作品和自製邀請函中經常運用的日本明信片格式,更與日本郵便文化有著密切關係。


本展首度展出〈葡萄柚〉的大量打字明信片原稿及其雛形―1962年展示於東京草月音樂會館,由前衛音樂家一柳慧(小野洋子首任丈夫)手寫的〈指示繪畫〉。東京都現代美術館的「小野洋子― 從我的窗口」展期至2016年2月14日。

富家女的戰亂童年 

小野洋子的父親原是一名鋼琴家,後來成為銀行家而經常往返美、日兩地。母親系出安田財閥,外曾祖父曾為貴族院議員。策展人關直子說,小野洋子是太平洋戰爭爆發前12年出生的,她成年前在東京成長的歷程至為重要。戰前的東京引進各種西方文化,已然接受歐洲前衛文化薰染。1939年小野洋子進入「自由學園」幼兒生活團的第1屆,在美國建築師萊特(Frank Lloyd Wright)設計的校舍上課。自由學園引進歐洲最新資訊動態和教學實驗,小野洋子在自由學園接受的早期音樂教育,除了絕對音感的基礎訓練外,自然聲響和時鐘等日常聲響,與樂譜演奏出來的音樂被一視同仁地重視。

本展展出1952年小野洋子就讀貴族學校學習院哲學科時期所撰寫的〈無音的樂曲〉原稿。1952年也是約翰・凱吉(John Cage)作品〈4分33秒〉首演的年分,小野洋子後來留學美國,50年代美國的前衛音樂發展,對她而言並不陌生,後來自然與「凡事皆藝術,藝術即生活」的激浪派 (Fluxus)一拍即合。約翰・藍儂的〈紐托邦國際讚歌〉 (The Nutopian International Anthem)等無聲作品,就是受到小野洋子的影響。

此外,小野洋子的伯母是帝俄貴族出身的俄國小提琴家小野安娜(Anna Dmitrievna Bubnova),她在俄國革命帝俄被推翻後來到日本,她的畫家妹妹瓦爾瓦拉・巴布諾娃 (Varvara Dmitrievna Bubnova)也隨後而至,姐妹倆對日本的音樂、美術和教育貢獻甚巨。小野洋子的父親和伯父曾翻譯瓦爾瓦拉・巴布諾娃所介紹的俄國構成主義,另外還 有一位伯父是專門介紹西歐現代美術的美術記者,因此小野洋子在文藝的環境中成長,生活周遭就是最前衛的現代主義。


本展另一件1952年小野洋子19歲時的創作,是繪本《看不見的花》(An Invisible Flower),近年才由兒子西恩・藍儂發現並出版。書中,一朵看不見的花朵,香氣飄越海洋山谷,隨著簡潔的文字以及粉彩筆和鉛筆的半抽象、半具象描繪,展開對於虛無的嗅覺與視覺的想像。行文中出現一名男子―有味道的約翰(Smelty John),讓人想起約翰藍儂,只是當時兩人尚未相遇。《看不見的花》早早顯露出小野洋子簡練的詩情,其靈感來自戰爭避難時期,追尋一朵白玫瑰的回憶。

小野洋子於記者會上表示:「我記憶中的東京,是被炸彈襲擊焚毀的廢墟。自宅倖免於難,卻沒有食物。日本如今煥然如同嶄新的國家,這是當時難以想像的。漫步街道,我看到燒焦的樹中冒出新芽,就像眼下這個時代,我想我的作品包含了這種經驗。」「太平洋戰爭開打時,我在美國,我回到日本,然後到鄉下避難,當時到處鬧飢荒,對小孩來說是非常嚴酷的環境。這種嚴肅感延續到我的藝術裡,當許多人畫起美麗的花朵,但對我而言藝術並非壁紙,我們必須奉獻些什麼給這個世界。」在小野洋子的認知裡,美術對於社會具有更大的責任、期許和使命。「大家都拼命想要營造沒有戰爭的地球,這必須靠大家完成。We can do it together!」

反戰與女性主義 

展覽入口第一件作品是1998年的作品〈蟋蟀的回憶〉,13個捕蟲箱分別標示日期和地點,各自代表1914年塞拉耶佛暗殺事件、1937年南京浩劫、1942年蘇聯史達林格勒戰役、1943年華沙猶太區驅逐行動、1945年德勒斯登轟炸、1945年廣島原爆、1956年匈牙利革命、1959年西藏起義達賴出走、1968年越南美萊村屠殺、1975年柬埔寨紅色高棉大屠殺、1976年南非索維托種族衝突、1980年紐約藍儂遇刺、1992年塞拉耶佛圍城戰役,探測了13個空蕩蕩的蟲箱裡,裝有多少的蟲鳴回憶。

緊接著是子彈貫穿玻璃板的〈穴〉,邀請觀者「到玻璃的另一面,從彈孔看過來」轉換角度觀看加害者和被害 者的立場。此作讓人想起同時在東京舉辦的妮基・桑法勒 (Niki de Saint Phalle)回顧展中60年代的「射擊繪畫」。這兩位女性前衛藝術家僅相差三歲,同時代的兩人都出身於貴族血統的銀行世家,都是鼓吹女性主義的旗手,然而一東一西卻有著截然不同的命運。

小野洋子20歲到了紐約,就讀培育了「現代舞之母」瑪莎・葛蘭姆(Martha Graham)等文藝人才的羅倫斯學院(Sarah Lawrence College),而後於1956年退學,並和前衛作曲家一柳慧結婚,展開前衛藝術活動。她在公寓舉辦實驗音樂會,在卡內基音樂廳表演,也在激浪派創始人馬修納斯(George Maciunas)的畫廊發表作品。在美國前衛藝術圈獲得好評的小野洋子,1962年與一柳慧回到日本發展,迎上東京草月會館引介前衛藝術的全盛時期。同年秋天,一柳慧在約翰・凱吉與大衛・都鐸(David Tudor)的 本巡演中演出。相對於一柳慧在日本獲得的高度評價,小野洋子在母國未受青睞。


身為女性前衛藝術家,小野洋子侃侃而談她在日本的境遇:「我的創作原動力之一就是女性的力量。男性認定女性必須是溫柔、可愛、無力的,我因此非常努力,在孤獨中表現女性的力量。沒有表現出女性力量的作品,對社會是無用的。」小野洋子在70年代發表許多女性主義文章,其中〈日本男性沉沒〉諧擬暢銷小說《日本沉沒》與《日本以外全部沉沒》,是一篇顛倒男女、批判現代日本社會的諷刺之作。1972年歌曲〈O Sisters O Sisters〉歌頌女性主義萬歲,藍儂也參與了製作。


人皆平等,女巫覺醒 

1966年小野洋子受倫敦現代藝術協會之邀,赴倫敦參展,邂逅了約翰・藍儂。藍儂參觀她的個展,深受〈天花板作品〉感動,這件作品必須爬上梯子,拿放大鏡觀看天花板上的小字,當藍儂看到「YES」(而非「NO」),作品的正面性讓他大鬆一口氣。後來。在藍儂贊助小野洋 子的展覽中,小野洋子把所有東西都切成一半並塗成全白,藍儂提議為何不把另一半裝在瓶子裡。這個提議後來以許多形式出現在在作品中,其中之一是1971年的〈水事件〉,邀請參觀者自帶半瓶東西,小野洋子則為剩餘的一半空瓶裝滿水,共同完成一件水雕塑。

小野洋子說:「水就像女性的力量。」展覽另一件和水有關的作品,是以100碗清水對應100個人名的〈人人皆水〉,人名中有希特勒、也有佛陀,有男也有女,藉以表達「人皆平等」的訊息。〈垂直記憶〉裡則有小野洋子對 生命中22個男人的敘述,也對應了22幅一模一樣的模糊肖像。她說:「每一個人的人生都很重要,世界上所有人都要珍惜自己的人生,沒有誰該存在、誰不該存在。每個人都能珍惜自己,就能匯聚成屬於我們的力量。」

和本次展覽名稱同名的「從我的窗口」(From My Window)系列作品共分四組,每組三張影像漸次淡出―〈賽倫審巫〉(Salem)繪畫浮現出小野洋子幼年的臉,〈廣場〉前的窗口小野洋子與藍儂對視而坐,〈日出〉的窗台有藍儂染血的眼鏡,〈誰看見風〉則見窗扉漸掩,頗有閱盡波瀾、坐看雲起的淡定。小野洋子童年看過美國賽倫鎮女巫審判的繪畫,當時不明其義,後與藍儂結婚後,遭受世界媒體非難,被稱之為女巫,本作對照其純真童年和成為女巫的命運。

「從我的窗口看到的世界,和『我的世界』不同,讓我客觀地看待人生。當我被霸凌,受到生命威脅時,由於秉持客觀立場,因此不至被淹沒。」如同她在1974年的歌曲 〈是的,我是女巫〉的歌詞:「當我們不說出所願,我們死去。當我們不說出感受,我們死去。當我們必須做想做的事,我們活著。當我們向眼前所見敞開心胸,我們活著。」小野洋子作品的每一個畫框都是一扇窗,她以一貫簡潔澄明的作品,宣告即使自己被世界審判,她依舊選擇說該說的、做該做的,未曾失去自我的純真本色。





沒有留言:

張貼留言